课堂｜什么是城市企业主义？
按：“课堂” 系列是城识公众号打开城市间距的一个重要尝试。我将在这里与大家分享自己和同学们在课堂上交流的片段，希望能通过这些片段邀请更多同仁加入到对相关话题的讨论之中，从而不断加深我们对当代城市状况的认识。从本期开始，公众号将分享与 “城市企业主义” 相关的三篇文章，它们都基于今年春季在研究生课程《城市发展与政治》中所进行的讨论。本文是系列的第一篇，是我在课堂上对大卫哈维写于1989年的经典论文所作的导读（文献信息请见文末注释），之后分享的第二和第三篇是同学们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和反思的记录。希望这些文字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和批评，并成为进一步讨论的开始。
文 / 赵益民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城市规划与管理系
在进入讨论之前，我想先花点时间简单介绍一下哈维写 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这篇文章的背景。每一篇文章都有它置身其间并想要回应的时代主题，这一篇也不例外。那么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下面这张图，尤其是第二行中间这个词，post-Fordism。与之相伴的其实还有另一个词，neo-liberalism。它们是1970年代之后在北大西洋两岸回荡的两个主题词，而为了理解它们，我们需要首先从二战之后的政治经济变迁说起。
(https://bobjessop.wordpress.com/)
西方不少国家在战后曾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福利国家体制。福利国家是什么特征？就是国家作为一个有很强的行政权力和资源集聚能力的实体，利用税收等收入再分配的手段来去辅助、制造、维系非常庞大的社会福利体系。在英国，这样一个体制的典型代表，就是最近处在抗疫前线的NHS (National Health System 全民健保系统)。虽然这个系统现在面临不少困境，但是它折射出来的是战后很长一段时间福利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也就是非常注重通过高税收来负担国民的高福利，并且这样的高福利是普遍性的，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收入而有所差别。或者可以说，这样的高福利是更加倾向于去扶持穷人的。
但是到了1970年代，尤其是在石油危机之后，这种高福利的体制支撑不下去了。当整个经济停滞的时候，政府的税收也会萎缩，因为税源在消失。税收萎缩之后，福利支出肯定要被削减，这就意味着以前福利国家体制运转的最核心的根基，那个逻辑断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如果以一个大而化之的话语来表达的话，就是政府开始转型为 “小政府”。如果用更细致的关键词来分析的话，可以借助哈维在文章里提的这些词语，比如大规模失业（unemployment）、财政紧缩政策（austerity）以及新保守主义的崛起，而这些现实所引致的进一步后果就是去鼓吹市场理性，提倡私有化的高效率，认为政府需要尽可能的去最小化他们在经济体中扮演的角色，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先声。
沿着这个逻辑下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民族国家——这个曾经在福利体制构建过程中居于中流砥柱作用的实体——它的权力开始大幅度收缩。国家权力收缩的同时，私有化和市场理性被提倡为一个至高准则。那么这个权力的真空会被谁来填补呢？在哈维看来，就是所谓的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金融资本。而与之同时推进的还有另外一个趋势，如果传统的产业在石油危机之后遇到重创，那么资本为了更好的去积累，去获取超额利润，它就会开始构思有没有新的途径实现目标。这就引向了1970年代之后发生的另外一个重要趋势，去工业化。
曾经风光一时的工业城市代表底特律在石油危机之后走向衰落
（https://www.history.com/news/new-frontier-detroit-eminem)
去工业化的一个积极的或者说最核心的表征，就是 “后福特制”。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首先讨论一下福特制。福特不仅是福特公司的创办者，也是第一位将流水线作业应用于工厂生产的人。流水线就是大规模生产的标志，从福特制走向后福特制，就意味着流水线退出历史舞台，大规模生产产品不再是一个时髦的东西。为了去适应越来越强的对个性的追求，每一个产业的生产者，都纷纷走向所谓 “弹性化” 的专业分工。他们有的是基于订单来生产，有的是不断创新各种款式，进行光怪陆离的设计。但这样的分工还需要一个地理条件，就是把世界变成“地球村”的那些基础设施的发展，尤其是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它们不仅能够让产业链更紧密地整合起来，而且也能把生产和更大范围的市场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有两个趋势在同步推进。一个趋势是过去的福利国家体制开始遭遇危机，在市场理性和私有化政策被高扬的同时，政府的角色不断收缩。另外一个趋势是大规模生产这样一种福特制的生产方式也遇到了严重挑战，取而代之的是后福特制。随着通讯技术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时间和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也被压缩了，地球变成了一个 “村”，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的时空框架都被重塑，资本的视域也不断扩张，用大卫哈维的话来说，这就是一个“时空压缩”的过程。
这两个趋势就是哈维写作这篇文章的背景，也是他提出 “城市企业主义” 概念的时代语境。那么这个概念想表达什么内涵呢？在哈维看来，现在国际资本开始具有超高的流动性，它一直不停地在迁移，不停地在寻找自己能够获得最高额回报的地方。然后为了去吸引这些不停流动的国际资本，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都要使出浑身解数去吸引他们，这就是所谓的城市间竞争 (inter-urban competition)。这样一个为了吸引资本而产生地方竞争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零和博弈的：北京吸引到了某一个巨大的投资，天津就不会有。
在1980年代之后，慢慢地大家看到了这个趋势在不断蔓延。在一个零和博弈的城市间竞争框架下，对资源、对工作、对资本的竞争开始无远弗届。而在这样的竞争语境里，城市们都使出了什么样的招数呢？哈维在这里归纳了城市企业主义的三大特征：公私合营、资本的投机性、选择性的领土和人口安排。
第一个特征是公私合营（PPP），这也是我们的城市政策中（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最近开始越来越多采用的一种模式，意思非常直白，我们这里就不再过多涉及。第二个特征是投机性，很多同学在读书笔记里提到了投机性这个特征，但是没有相应地提到与之相关的，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投机性的进程中，风险是由谁来承担的？风险是由地方政府（和居民）来承担的，而不是国际资本。国际资本像是无脚鸟，不停地在流动，它只追求最高额的回报，从来不关心自己的行为会给每一个地方带来什么后果。如果有什么后果的话，那么请你们自己担着，与它无关。
伦敦国王十字车站改造，典型的PPP开发案例
(https://medium.com/@hettie.v.ob/has-recommended)
第三个特征是在城市间竞争的框架下，大家更加关注的是某个特定地方的政治经济，而不再是关注某个国家、区域或者城市的全部领土。在我们刚才讨论的福利国家体制下，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一旦出台，它要覆盖的就是整个国家领土范围内的所有公民。但是在城市企业主义兴起之后，某个特定的政策出台可能只针对某个特定的地方，或者某类特定的人群，而不再是所管辖的行政区域范围里的所有的人口。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北京有多种多样的高科技产业促进政策，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它们或多或少都跟三个字关联在一起，叫做 “中关村”。在这样的产业政策落地的时候，不是北京领土范围里的所有地域单元都能够享受这些政策的特殊对待。这就是哈维认为的城市企业主义的第三个特征：这样的政策实施是具有选择性的，无论是选择地方，还是选择人群。
在城市企业主义兴起这样的语境和背景下，每个地方、每个城市的政府都不得不去构想和采用的新的战略，哈维根据自己的观察总结出来四种这样的新战略。
第一个是在生产领域，即城市需要不停地要为本地去树立一个特定的比较优势，通过这种特定的比较优势来去吸引特定的资本、生产特定的产品或者服务，这是生产领域的战略。第二个战略是在消费领域，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不停地去升级自己的城市建成环境，然后去与其他的城市竞争这种对空间的消费。具体包括什么呢？音乐节、世博会、奥运会、世界杯、伦敦眼、迪拜塔、世界第一高楼，以及其他各种五花八门的所谓 “后现代” 建筑和城市景观。这些都属于通过提升城市建成环境，来推销自己的城市，来推动这种对空间的消费，这是第二大战略。
伦敦眼，图片来源：网络
第三个战略就是不同的城市彼此之间尖锐的竞争，去争夺某种特定的关键性的控制权，尤其是国家权力层面和国际金融层面的控制权。在这样的一个战略里，还有一个衍生出来的概念，叫做 “全球城市” (global cities)。为什么在1991年的时候这个概念能够暴得大名 (Sassen 1991)，哪怕类似的概念早在1960年代就有人提及 (Sir Peter Hall)？就是因为 global cities的概念化呼应了那个年代全球各类城市管理者的心愿和向往，他们都在努力争取这种关键性的控制功能。
第四个战略是另外一种类型的竞争，是一种目光向上的竞争。城市与城市之间要去竞争来自中央政府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包括特殊的政策对待，也包括财政资源的倾斜。在我们国家，这样的再分配主要是通过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实现的，除了一般性的转移支付外，还有基于各种项目安排的特殊转移支付，所以各地都需要努力去 “跑项目”，另外一个词叫做 “跑部前进”，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
所以这四个战略，分别针对生产、消费、控制权和再分配，这样总结的话大家应该就更容易理解了。很多同学的读书笔记谈到刚才的三个特征和四个战略之后就戛然而止了，但其实哈维这篇文章更关键的信息在最后，尤其是这句话：Inter-urban competition as an “external coercive power”，城市间的竞争作为一种外部的强制力。它可以帮我们更加深入地分析 “城市企业主义” 为什么在那个年代迅速蔓延。
哈维的理论资源直接来自马克思，因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面曾经这么描写过或者点评过 “竞争”。竞争是什么？在马克思看来，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一个传送者，一个承载者，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在哪里面能够最好地观察到它呢？在竞争过程里。我们可以借助哈维文章第15页的这句话来做进一步讨论：
什么意思？这种竞争的强制性的规则，他强迫每一个个体或者集体行动者都不得不去参加一种特定类型的活动的组合。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范围里，就是推动 “城市企业主义” 相关的活动组合。这些特定的活动组合未必是遵从他们自己的意愿去参加的，但是一旦他们加入其中，他们自己就融入到这些活动本身，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动态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如果你是市长，当你看见周围的城市都在不停的去努力提升营商环境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考虑我们这个城市的营商环境该如何去提升？在你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你开始动这个点子的时候，你就已经加入到了特定的活动类型里面去，你就立刻变成了——在哈维看来——这种资本主义动态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
所以在竞争的框架下，当你没得选择的时候，你立刻就变成了它的一部分，这就是竞争的显著性甚至可怖性。因为有这种外部强加的强制性力量，所以在哈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已经观察到，城市企业主义或者说城市间的竞争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蔓延到了北大西洋两岸的城市。我们能够看到的不光光是纽约的故事，伦敦的故事，还有新奥尔良的故事，巴尔的摩的故事，还有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这些传统的重工业城市在产业衰落之后，是如何想通过城市企业主义来自救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曼彻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https://www.sohu.com/a/245052573_162203)
当不同的城市统一进入到这样的竞争环境里时，如果你再去进一步观察它的效果和后果，用哈维的话来说叫做宏观经济的implication，大概可以看出几个最显著的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在城市间的竞争过程中，城市政府为了吸引国际资本，不惜花大价钱提供补助。这个补助可以是多方面的，可以是通过法律来削减最低工资，也可以是直接提供低价的土地，也可以是三年五年不收税，这些大家应该都听说过。用这样的补助来吸引国际资本，代价是什么？就是地方的财政收入是下降了的，相应的针对本地的社会福利投入是下降了的。
另外一个效果，这里有个词，叫做“ephemeral industrial structure”，ephemeral它的对立面叫eternal，瞬间与永恒。哈维想用 “瞬间性” 这个词来抓住后现代社会状况的核心——瞬间性的根基在哪呢？就在这样的不停流动的国际资本之中。当一个地方为了迎合特定的国际资本而转变产业结构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这样的转型是否可能会成功，这只是构想和预期的。而最后承担转型失败代价的永远不是资本，而是本地的人口。不仅如此，当一个地方的某个特定产业看似 “成功” 了之后，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这样的成功会持续多久。因为在这样的弹性积累体制里，不会有什么能长久地一直不停地保持成功的产业模式。每个城市都不得不去面对不确定性，而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每个城市的脆弱性都在急剧上升。这就是 “瞬间性” 一词想表达的意思。
另外一个宏观经济层面的效果，就是城市建成环境的变迁。有的地方变得越来越 “迪士尼化”，有的地方变得越来越仿古，有的地方变得越来越宏伟壮观，有的地方变得越来越 “丽江”。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不光是在欧美，也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很多城市。这样的城市建成环境走向奇观化，走向投机化，造就的一个后果就是，每个城市可能都会变得两极分化。那些顺应了这种瞬间性的产业结构，顺应了国际资本需求的人群和地方，可能因此而获利。但是其他的地方和人就会被抛弃在这样的主流资本积累的框架之外，最终导致的结构就是所谓的 “a dual city”。
大同古城（http://bbs.zol.com.cn/dcbbs/d33986_1382.html）
这就是我对哈维这篇文章的总结。这里主要讲了四点：第一，城市企业主义兴起的背景；第二，它的三个主要特征；第三，城市和地方的四种应对策略或者说战略；第四，竞争的政治经济逻辑。最后我们提及了一些潜在的政治经济层面的后果。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大家，我们开始进行本节的课堂讨论。结合这节课的核心阅读材料，我这里提出了两个供大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第一，在中国的城市进程中，我们是否能观察到近似于哈维所论述的城市企业主义的现象？具体有哪些？
第二，中国的城市企业主义现象背后有着什么样的特定政治经济逻辑？请比较 Harvey (1989), Wu (2003) 和 Wu (2018) 的讨论，并提出你自己的观点。
核心阅读材料：